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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大同”社会:存在中国人心中数千年的理

2018-08-24 17:58编辑:admin人气: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统,《礼运篇》的“大同”“小康”之说至今仍有其影响力。对于这种影响及其产生的一些结果究竟应如何进行科学分析?有人认为“大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先觉们把现实追求限定在了小康之中,小康便有了极强的亲和力,成为人们的美好向往。”似乎“大同”理想不切实际、太过高远,只是一种乌托邦的迷思,“先觉们”就已经放弃,转而将“小康”作为“美好向往”了。

  本文摘自:《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01期,作者:陈寒鸣(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编辑部),原题:《儒家“大同”理想及其对近代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素重现实而少玄想,唯《礼记礼运篇》中托孔子之名描述了儒家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按汉儒郑玄的注解,所谓“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及阴阳运转之道”;唐儒孔颖达的疏义说是孔子答弟子子游所问,“唯论礼之运转之事”。在这篇文献中,孔子平实地论述了“礼”是如何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不断变化的,故其具有清醒的人文理性精神。与其他儒经不同的是《礼运篇》具体描述了五帝时代社会“大同”的生动情景,并据之而提出了著名的“大同”、“小康”之说。其说包蕴着下列主要思想内容:(一)“大同”之世是一个以农业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天下为公”是这社会的总原则,在这社会里,人们各尽其力,为社会劳动,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均归社会成员共享,毫无私有观念。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人际关系,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友爱,真诚相待,各得其所,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选贤与能”,实行社会民主,而被选出来的“贤”者、“能”者则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公仆。(二)现实社会,“大道既隐”,则非“大同”,而仅是“小康”之世了。“小康”之世是一个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天下为家”是这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社会“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财产私有、各谋其利、尔虞我诈、弊端丛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整个社会失去了和谐。为救治社会病症,维持基本秩序,圣人“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他们“治人之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才使得这社会差强人意。(三)处于“小康”之世的圣人们,以“人情”为依据,“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渐使“天下国家可得而正”:“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仁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可见,虽然“小康”之世,“大道”已隐,但人类社会还是有希望、有前途的。经过德礼之治,必然能够由“小康”而入“大同”。总之,儒家学者通过《礼记礼运篇》而描绘的“大同”社会景象,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故自其说问世以来,“世界大同”就成为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境界,大同理想在中国上空一直徘徊了二千余年。它犹如理想灯塔之光,不仅给失望中的人们不断带来希望,而且更感召着人们为之去做不懈努力。

  传统社会的士阶层中,宋儒曾对“大同”说有过一番议论。胡安国著《春秋传》,屡引《礼记礼运》“天下为公”之言,认为孔子作《春秋》意在“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吕祖谦不赞同这说法,致信朱熹,谓《礼运篇》所讲“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朱熹复信指出,《礼运篇》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以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符合史实,无庸致疑,并认“小康”之世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样的“大贤”出世,稍事努力便不难达到,至于“大同”之世则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圣人”如尧、舜者流才能达到;孔子所述,表达了一种社会理想。比较言之,胡、朱之说颇有见识,而吕氏之说则难以令人信服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更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衰朽而又暴虐统治,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之一。康有为内依《春秋》公羊学之法、外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通过重新解释《礼运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主张。他在《大同书》中推展儒家传统的“仁”学,认为所有生物皆具天生之仁,同类相爱乃是生命的根本法则,而此一爱心必须普及,否则无爱可言,对人类尤应如此。他以之为理论出发点,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揽全球,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同”理想社会图景,并将之视为未来人类发展之必然。兹仅就其中的主要方面略予介绍:其一,康有为指出私有制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根源,故而主张以公有制为“大同”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工业经济上,“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农业生产中,“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买卖之”;商品流通领域,不仅“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世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而且还有计划地在全球组织起一个商业网络。这样的公有制,当然是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其基础的。其二,“大同”之世,计划性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们的生活幸福美好。康有为注意到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自由竞争的弊害,故其所设计的“大同”理想社会中,排除了盲目竞争,工、农业生产安全在公政府计划性组织下进行。又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农、牧、渔各业中,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工资分为十级;而在工业领域,普通生产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其工价因其工之美恶勤惰为数十级而与之。对有发明创造者则给予重奖。处于这样一种社会之中的人们,衣、食、住、行不仅高度舒适,而且充满美感。每个人都能充分获得所需所欲,无痛苦不安,生命乃是一连串的乐事。其三,“大同”之世,人人都须参加劳动,劳动光荣,工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劳动成为一种美的享受,而懒惰乃是“大同”之世的禁忌。其四,康有为强调平等乃天赋人权,侵犯这一权利为“侵天权”,而如主动让出这一权利即是“失天职”。在他所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也没有尊卑高下之别。至于从事组织管理性质劳动者的行政人员只是人民人公仆,他们由民推举产生,为民办事、为民谋利,都是有能力、有声望的智者仁人,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贵贱尊卑之分,真正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且,在这平等的原则前提下,人们还充分享受到自由权利:凡为人者,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游观可以自如,宴飨可以自乐,交往可以自主,此人之公有权利也。其五,“大同”之世,妇女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从被压抑、受奴役的境地解放出来,与男女享受到同等权利。其六,“大同”之世,教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而民智的开拓则是社会基本的任务之一。康氏为之设计了一个系统、完备的教育体系,认为“大同”之世的公民自幼童而至壮老通过这就会成为既有专门知识、又具高尚品德的人。[1]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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