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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仁学构想

2018-08-24 17:58编辑:admin人气:


  仁学是孔子儒学的精华所在,也是儒学实现当代转型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然而儒学史上,大多数儒家学派总是偏离仁学主脉而另立核心,使仁学不能以浩大气势直贯而下。新仁学接续孔子仁学的源头活水,突出其生命本色,广引诸家之精要,吸纳西学之优长,多角度展开“仁”的丰富内涵,重点阐述三大命题: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

  新仁学针对当代人生困境、社会功利化趋势、国民教育弊端、文明冲突加剧的现实,展示对治的仁学智慧,企望为地球村提供一种东方的新人文主义。

  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礼文化之大成基础上,提出仁学,把礼乐制度文化上升为礼义精神文化,以仁导礼,仁内礼外,使礼文化具有了鲜活的内在人学生命,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人本主义方向,这是孔子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在孔子之前已有“仁”的词语,但孔子把“仁”理论化了。他指出仁之本为孝悌,仁之义为爱人,仁之方为忠恕,仁之行为安百姓,仁之象为恭宽信敏惠,仁之制为礼乐教化。孔子发现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仁爱之心,倡导人们经由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这种爱心去爱亲友,爱他人,爱社会,爱万物,使天下走向太平。仁学是孔子儒学的精华所在,是儒学中最具长久普遍性的内核,也是当今时代实现儒学转型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回溯中国思想史,历代不乏对仁学作创新性解释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先秦之后不断出现的新儒家学派里,多数学者并不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直接建立在仁学的根基上,总是对仁学这条主脉有所偏离,而另立核心,使孔子仁学不能以浩大气势直贯而下,却常常隐没在众多新理念之中,如宋明理学以“理”为核心概念,把仁学边缘化,导致近代儒学变成偏礼之学,有礼无仁,有理无情,成为束缚人性的礼教,被世人诟病。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学史上,植根于孔子仁学开出自己思想学说的,屈指只有两家:先秦孟子的仁义之说和近代谭嗣同的《仁学》。孟子提出性善说支持仁学;以仁安顿心灵(居仁),以义规范行为(由义);将仁学用于民生,提出仁政之说。谭嗣同开宗明义,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主张通政、通商、通教、通学,实现仁爱富民的目标;他把仁学带入开放的工商时代,使仁学面貌焕然一新,从而证明仁学能够与现代化事业相衔接。

  今天的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地球村”要求普遍伦理,另一方面以对抗性哲学为特色的一神教、物质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横行天下,因而族群冲突空前加剧,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空前严重,人类处在方向迷失和困境之中。时代在呼唤新人文主义出来推动文明对话,而孔子仁学最具有博爱精神与协调智慧,可以经过创造性阐释充实新人文主义内涵,发挥引导世界潮流的重要作用。让仁学的理念在世界上流布,使更多的人焕发爱心以抑制恶欲,学会互爱交利、和谐共赢,则世界和平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作为中华文化主干和代表中华身份的儒家文化将在民族文化复兴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儒学必须在时代精神照耀下进一步展现其精华所在并实现新的理论转型,才能与时代同行,为儒家文化的更新提供学术支撑。这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在求利的声浪鼓噪不已、人心趋冷、世风日衰的情势下,多发出一些仁爱的呼唤,有益于道德文明的回归和礼义之邦的再造。

  孔子仁学是生命的学问,教人如何做人、如何立身行事、如何推广爱心、怎样做君子并向圣贤看齐,它不是宗教神学,也不是知识体系和概念演义,而是人生体悟和智慧的理性表述。孔子仁学是对人的本质的伟大发现,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找到了人之异于高于禽兽的道德本质,也找到了人类社会高于动物世界丛林规则的人道普世价值。新仁学直接上承孔子仁学的源头活水,多角度层层展开“仁”的丰富内涵,广引诸家之精要,开渠疏道,务使仁学如一江春水,沛然而流淌,用以灌育今世诸多生命,使之健康成长。它的口号是: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护养生命,提升生命。

  新仁学不等于旧仁学,没有门户之成见,广纳儒、道、墨之经典而奉之,此其为新仁学之由也。老庄道家尊道贵德、清静逍遥,以返璞归真弥补儒家人文化成之不足,有益于防止人性异化。墨家兼爱之说比儒家爱有差等更具平等精神,而其“兼相爱交相利”之说更能与现代社会相衔接。佛家属宗教范畴,其慈悲情怀、平等精神、中道哲学,亦能够拓展仁爱意蕴,皆足以成为新仁学营养。

  西方文化的优长是科学理性日益发达、个人权益普受尊重、自由竞争呈现活力;其弊病是强权政治主导、一神信仰排他、功利主义流行。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是中西文化交会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构建新仁学而言,要重点吸收西学以下优长:第一,学习其理性精神与科学方法,改变儒家学说中“智”依附于“仁”的状态,使智性有独立的开展;第二,吸收其人权至上、个性解放的理念,改变儒家学说中重社会轻个人、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清除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认同自由、平等、民主,把儒家仁学中本有的普遍伦理发挥出来,提升为普世价值。

  这是新仁学的体用论。仁是其体,和是其用。作为体质的仁,其内涵就是“爱心”,它是人性所特有的(与动物相比)又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在人类内部)本性。互相关爱与人类一起出现,同类相关,同群相爱,乃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天性,爱心与生俱来,生活所赋,不学而能,不教而知,古人称之为恻隐之心,又称之为良知良能。孩童爱父母亲属,成长过程爱老师妻子,进入社会爱朋友同道,进而爱民族国家,再进而爱天下人类,以至于爱自然万物,如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人性爱心正常发育过程。哪里有爱心哪是就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文明的进步实有赖于此。爱心表现于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便是“和”。在家庭,便是“家和万事兴”;在社会,便是“政通人和”;在世界,便是“协和万邦”;在自然,便是“天人一体”;在文明,便是“和而不同”。“和”指向和平、和谐、互助、合作、团结、协调、公正、有序,它们都需要爱心来支撑。仁体和用,没有仁爱便没有真正的和谐,即使相关方不发生冲突,也不过是功利性的力量均衡,是不会持久的。同时,没有和谐也体现不出仁爱,仁爱要在互帮和好中表达,漠不关心和彼此争斗都是爱心丧失的表现。

  仁爱之心“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做人有情有义、合情合理,爱心便能保持。仅有自发爱心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后天的教育、修身,才能在人性里形成情欲与德性的平衡,实现仁爱的自觉。仁爱须知行合一,在生活实践中体现。故仁爱有三要素:情、理、行。仁爱还必须是互尊的爱,绝不是强迫的爱。当代人们讲用仁爱有一种偏向,即单向性:“己所欲,施于人”,其效果往往与好的动机相反,爱变成怨,甚而变成恨,爱心完全被扭曲了。真正的爱必须是平等互尊的爱,在感动中使对方自愿接受。因此,仁爱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关心人、帮助人,另一方面体谅人、尊重人,这是仁和之道的精髓。

  这是新仁学的生命论,说明生命的价值和关爱生命的重要性。人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自然和先辈赐予的唯一性的生命是珍贵无比的,任何力量(包括自己)都没有权力伤害它,只有责任保护它、养育它。一切社会事业都要把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正义文明的首要标准,这就是以生为本的含义。仁爱之心必须表现为对生命的关注、爱护、扶助、尊重上,不仅护养本族本国的生命,也爱护他族他国的生命。儒家仁学视人类为一大生命体,视宇宙为一超大生命体。人与人、人与自然皆血脉相连。按张载《西铭》的说法:“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众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伙伴,共生共荣,相依为命,在爱心的温暖中都是可以感通的。若是彼此隔膜或冷落,就像人体神经瘫痪,得了“麻木不仁”的疾病。若是彼此仇恨与厮杀,就像人体自残自虐,则整体生命危矣。民胞物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地球村”急需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是需要加以践行的当代文明情感与通则,是应当飘扬在21世纪地球上空的一面旗帜。

  以诚为魂关乎生命的真实性。诚的含义是真实无妄。儒家认为天地万物是真实无妄的,人要向它学习,这就是孟子说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但是人类的本性是善恶混的,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和智能以后,一些人为了自私的目的,便采取伪善和欺诈的手段,制造假象,使人上当,故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这是人类社会特有而自然界所无的现象。于是人类生命的成长就面临去伪存真的任务。如果失去真诚,口是心非,不讲真话,不做实事,便失去生命的灵魂,同时会失去自身的尊严。社会上信仰各异、学说众多,只要目标为善,认真践行,就会有信众追随、舆论认同,自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如果失诚转伪,言行相背,即使昔日辉煌,也会很快丧失感召力,为大众抛弃。政无诚不信,商无诚不久,德无诚不感,文无诚不化,人无诚不真。

  这是新仁学的真理观,又是它的社会观。“道”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真理的简称,“有道之世”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理想社会。《易传》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前一句说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归宿是天下普遍进入有道之世,而各国各族通向有道之世的过程中都走着自己特殊发展道路;后一句说的是人类的思想文化都向往着真善美的目标,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信仰、哲学、道德、观念、文学、艺术、习俗上又千差万别,形成多姿多彩的文化样式。

  大同社会仍然有它的不足和弊端,真善美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矛盾是无物不在、无时不有的。但有道之世,社会矛盾与斗争的性质、方式与今日社会不同,没有阶级和阶层的对抗,没有战争和暴力,社会矛盾能够用文明的方式不断加以解决。

  “以通为路”,是指国家民族之间、社会阶层行业之间、思想文化之间,建立起畅顺无阻的沟通、交流、合作的渠道,使人类摆脱彼此冷漠、隔阂、歧视、防范、仇恨的困境,迈向天下一家的坦途,使仁爱之道成为生活现实。然而“通”与“塞”的矛盾,仍然是推行仁爱之道的主要矛盾。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是一个高度畅通的时代:陆海空交通空前发达,互联网使人类息息相通,全球化的共同市场正在形成,联合国的作用日益显现,文化交流频繁深广。可是情形并不使人乐观,在许多重要领域仍然塞而不通、仇而难解,“强凌弱”与“独尊己”的痼疾难除,于今为烈。一曰政治不通:国际关系上,强权横行,流血不断。二曰民族不通:宿怨难消,利益相左,势同水火。三曰宗教不通:极端排它,宁斗不和,不惜害生。有识之士大力倡导民族和解、宗教和睦、文明对话,都是在运用仁通的精神医治人类的弊病,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健康发育。阐扬“通学”和践行“通学”,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

  “以通为路”,必需做到“心通”。人类之间真正的沟通不能只停留在物质和技术层面,而要深入到人的内心,做到彼此间心灵相通。如果心灵阻塞,即使有路,也会变成泥泞之路、断裂之路,甚至变成烽火之路、苦难之路。如果心灵通达,各种路障都会随之解除,路成为拉近人们距离的通道,没有路的地方也会筑起新路,使人间的路四通八达。

  当代新人文主义必须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幸福、尊严、全面发展(包括个体的与群体的)放在至上的位置,成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能打破物质主义、极端主义、民族歧视的偏执与迷误,具有中和、理性的精神,给地球村提供普遍伦理和新文明规则,使其逐渐成为21世纪人类的共识。新仁学可以为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作出重要的贡献。

  当代社会生活的市场化、网络化、竞争化,使得人性中德性与欲求、德性与才智之间失衡,欲求与才智膨胀,德性萎缩,人际关系以利害为纽带,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人、智能人、孤独人、野性人、两面人。与此同时,道德人、性情人、自在人、文明人大大减少。新仁学向人们提供一种情理兼具的人生信仰,其核心是成己成物(成就个人价值与社会事业),在成物中成己。荀子说:“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他提出了“己”(人)与“物”(权位、名利、财宝等)之间谁为主谁为辅的关系问题,他的结论是要“重己役物”,学君子,役使身外之物为人(包括自己和他人)服务,而不是相反,不能让自己成为外物役使的工具或者用外物役使他人。新仁学认为,在人性发育与人格养成中,理想状态是以养德为主,兼养情欲、才智与勇力,德性足以制约情欲使之适度,德性能够主导才智与勇力使之发挥正功能,这是摆脱人生困境、发展文明人性唯一的出路。人类若不在人性养德上下大功夫,现代高度文明是难以实现的。

  当然,仁人仅有德性是不够的,还须有常情、智勇加以辅佐,才能践行仁德。古人强调“仁且智”、“仁兼勇”是对的。仁者要有洞察力,不被假象迷惑;要有丰富的知识和专业能力,做好自身的事业;要不怕挫折,勇于担当,身体力行。

  市场经济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它也带来功利主义的流行,对道德文明造成巨大的冲击。如何将“利”与“义”结合起来,儒家仁学有其传统智慧。中国自古就有“扶商惠工”之说,很早就形成儒商文化传统,陶朱公范蠡和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早期的儒商。后来的徽商、晋商,都能把文化与商业相结合而两得之。近代儒商张謇、胡雪岩,当代儒商陈嘉庚、李嘉诚、荣毅仁、王光英、汤恩佳、杨钊、蒋震等,能够把西方企业管理文化与儒家智慧结合起来,并获得成功。儒商各有特色,而其共同点在于:第一,以义取利、诚信为本,企业享誉社会,创出知名品牌,由此而能长远发展;第二,敬业乐群、内部和谐,员工爱企如家,形成合力;第三,领导人有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热心于民族振兴、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儒商彼此习称“同仁”,他们的共同点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儒商队伍壮大成为工商界主体之日,便是市场经济健康化实现之时。

  当代学校教育培养了大批现代建设事业专门人才,系统传承世界上各国科学家积累的科技知识成果,在城乡有广大覆盖率,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使中国由落后国家变为先进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它对西方教育的精华未能充分吸收,自身存在很多弊端,并且日益凸显其负面作用。其一,中小学教育更深地陷于应试教育泥潭,严重摧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大学教育日益变成职业训练,由市场指挥,只重知识技能传授,忽略道德人格养成。其二,重普世科学教学,轻中华经典陶冶,重英语水平提高,轻母语读写运用,多数学生对中华文化无知,对祖国缺乏深厚感情和责任心。其结果是培养出相当数量的学生,一无道德魂,二无中国心,三无创造力。

  当代国民教育改革的重要工作,是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如重视博雅和通识教育)的同时,认真继承和发扬中华教育优良传统,参照新仁学的理念,使教育回归生命培植这个总根上来,把生命的健硕成长、全面发展放在首位,扭转教育市场化的趋势,使教育真正成为生命教育。为此,要把中华经典特别是儒道经典正式纳入教学核心课程,让大中小学生接受经典系统训练,从中吸取哲学、伦理、历史、语言、文学的智慧,传承中华文化的基因,养成“仁、智、勇”兼具的健全人格,促进文化生命的健康成长。大学必须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还要运用仁学精神重建家庭教育。新仁学主张父母与子女在平等互爱中共同成长,儿童在感受父母深爱的同时,也能爱父母和他人,并学会用行动感恩;保护儿童的一片天然纯真,尊重他们的兴趣、感受和交往,给他们自由成长的空间。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能成为小的学校,儿童教育就有了根基,社会的未来就充满了希望。

  在”地球村”时代,文明对话是化解民族宗教冲突、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有识之士提倡文明对话数十年来,文明对话步履维艰,阻力重重,成效甚微,它对国际政治生活中连续不断的争斗、对抗、流血,似乎发挥不了多少化解的作用。于是有人认为还是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比较现实,而“文明对话论”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而已。然而,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合理的早晚会成为现实的。民族、国家、集团、文化之间的激烈纷争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形成强大惯性。而“地球村”的真正形成,若从两大阵营对峙消失算起,不过二十余年,多数人尚未能清醒意识到“天下一家”、“同舟共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事实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其真理性长期得不到认可。然而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以德行仁者才可以服天下,因为有德者多助,强暴者寡助。

  新仁学能够在对待极端主义和推动文明对话中发挥积极作用。它的中和之道是一种最合乎情理的温和主义,不偏不党,无过不及,善于折中、妥协、兼顾、包容,在它的影响下能使各种主义都温和起来,从而彼此渐行渐近。让温和主义在世界上流行起来,那么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便不会造成人类的分裂,只会使人类的文化百花争艳,多姿多彩。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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